《菲利克斯》是一只巨型猫的骨架，借用了经典卡通形象“菲力猫”的名字。在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邀请下，卡特兰漫步城中，也参观了自然史博物馆，并在那里遇到了庞大的恐龙化石“苏”，因而创造了“菲利克斯”与“苏”抗衡。在这里，与其说是猫变成了庞然大物，不如说是观众被微缩成了小耗子，在菲利克斯面前瑟瑟发抖。卡特兰想让我们被平时抱在怀里觉得可爱的家伙吓到。

《不怕爱》是一只象的幽灵，也或许是万圣节时扮成幽灵的象。在卡特兰的手中，象成为了迪士尼动画中的卡通角色。一张床单显然藏不住这只大象。他是鬼，却是非常显眼的鬼。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发笑，却不感到害怕。只有我们不害怕才能够去爱——不怕爱。

意大利是卡特兰作品中很重要的元素。当然，卡特兰是意大利人，但意大利对他而言不只是故乡，也是一个幻想世界。《二十世纪》中天花板上挂着的马引用了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知名电影的片名。这部巨作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意大利的长篇史诗。而这匹吊在半空又被重力拉扯的马则成为了家国动荡沉浮的象征。意大利就是这样一个天上地下飘摇不定的国家，总是活在全世界的想象之中，也常因自身问题陷入泥沼。

这件作品中卡特兰翻转了狩猎战利品的概念。寻常猎户家中，高高悬挂的永远是猎物的头颅，而卡特兰则只向观众展示这匹马的躯干。马总是以威风凛凛的形象出现在艺术史中，出现在委拉斯凯兹、庚斯博罗、德加、雅克-路易·大卫等人的笔下。卡特兰则让马的威风扫地，变成谦卑的落魄英雄。卡特兰也从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的小说《完蛋》中获取灵感，小说主人公回想起二战时卡在芬兰湾冰面中的马，只有马头露在外面。英雄之马，却只能被困在海中；卡特兰也将自己视作英雄，无法逃离艺术世界这片汪洋。

这是一根普通的香蕉。一根粘在墙上的香蕉。这显然是个玩笑。那么玩笑可以载入艺术史吗？卡特兰似乎觉得可以。正如1917年马赛尔·杜尚将一座寻常的小便池化为概念艺术的首件雕塑；卡特兰把平凡的水果粘在墙上，让它成为当代艺术的标志之作。时至今日，这根香蕉举世闻名，人们演绎它、调笑它，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关注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之人心中颇具辨识度的图标。《喜剧演员》这个名字很特别。谁是喜剧演员？喜剧演员不是演员，他介于演员与普通人之间，舞台之上，喜剧演员与观众只有一线之隔。他模仿着观众，模仿着街上的行人，再向前一步便会从舞台坠落。一条固定香蕉的强力胶带是卡特兰为自己画下的一条隐形界限，越界意味着艺术家的失败；界线之内则保证艺术家的成功。卡特兰所有的艺术语言与哲思都埋藏在这种失败与成功的张力之中。

巨大的墙绘前面站着玩偶一样的毕加索。卡特兰在收藏了大量毕加索作品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门前安排了这样一场表演。毕加索从未造访美国，却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神话人物。卡特兰一如既往地挖掘人们的想象，让毕加索化身卡通形象，像迪士尼乐园中米老鼠、布鲁托、高飞的扮演者一样迎接观众。毕加索成为了演员。卡特兰就这样将一个大艺术家变成了街头艺人，一个逗笑大家的小丑。

站在展览入口，环顾展厅四周，你将看见很多鸟，很多鸽子，仿佛是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名作《群鸟》中的一幕。电影中，温良无害的鸟逐渐让人恐惧；正如展览中的鸽子给人以压迫感。卡特兰为他的鸽子们起了不同的名字，有时叫《游客》，有时叫《幽灵》，这次的作品名称是《小孩》。游客、幽灵、小孩都是很难定义的存在，他们挤成一团，时而吵闹，时而安静，而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总让人感到威胁。展厅中的我们也被可怕的威胁笼罩，一种群鸟袭来的威胁。

有时，卡特兰会把自己看作艺术界的小罗宾汉，颠覆艺术圈的权力秩序，让往往处于弱势的展览观众像在家中一样放松。这件作品中，卡特兰在简单纯粹的红色画布上划出代表佐罗的Z字。《佐罗》是少年卡特兰在意大利的家中时常收看的电视剧集。这位平日里的贵族夜晚便披上斗篷，化身蒙面侠客，锄强扶弱。佐罗从天而降，拯救平民，带来正义，只在身后留下标志性的Z字。卡特兰则用这个Z字将艺术世界从卢西奥·丰塔纳的威名与影响力中拯救出来，这位艺术家正以割裂画布的手法为人熟知。与此同时，卡特兰却也像歌颂佐罗一样致敬丰塔纳。丰塔纳用裂口划开绘画传统的束缚，在画布上开辟出不可思议的天地。正因如此，丰塔纳也成为了现代艺术中的佐罗。

马被一根棍子刺破肚皮，倒地不起。棍子插着的木牌上写着“INRI”。这一场景源自卡特兰在英国小报上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记录着动物权利保护者用棍子穿透死去的马匹，以此抗议在活体动物身上进行科学实验。卡特兰将这种抗议升级，同时反叛着自己的天主教成长背景：这根木棍成为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十字架的顶端写着INRI，“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

墙绘《父亲》中巨大的脚掌仿佛成为了复活节岛上的石像。这是卡特兰自己的脚掌。作品以“父亲”命名，揭露了艺术家与自己父亲的复杂关系，对卡特兰而言，即便父亲活着，却像死了一样消失在自己的生活中。
当你看到《父亲》时，脑海中还会浮现出另外一幅画面：切·格瓦拉的遗体照片。这位游击队领袖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丧命，随后尸体被展示给媒体。裸露的脚掌是格瓦拉遗体照片中最显眼的地方，正如卡特兰这件作品中描绘的那样。

“哔嘀哔啵哔嘀咘”这句话来自灰姑娘的故事里，仙女教母为她变身时会念出的“哔嘀哔啵哔嘀咘”魔咒。但卡特兰将这个咒语染上了悲剧色彩。我们眼前所见的是厨房一角，而且很可能是卡特兰从小享用一日三餐的厨房一角。厨房中摆着小小的黄色富美家餐桌，一个堆满脏盘子的水槽，墙上挂着烧热水的煤气罐，还有一把椅子。椅子上不是少年卡特兰，而是一只死去的小松鼠。地板上掉落了一把小手枪，这只小松鼠想必是自杀了。卡特兰像华特·迪士尼一样，以小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但在这里它是悲剧故事的主角。死亡是这件作品的核心主题，描绘着生活前景一片黯淡的挫败与绝望。这也是卡特兰最早的创作之一，1996年便在伦敦的一间小画廊中展出。

《我们》是自我与死亡的描绘。床上躺着两个西装笔挺的人，而这两个人都是卡特兰自己。卡特兰曾看到吉尔伯特与乔治躺在床上的照片，这对英国艺术家衣着精致，永远优雅。像往常一样，卡特兰以照片为原型，然后加入自己的妙想，将两个不同的人变成同一个个体，或许是双胞胎，也可能是复制人。这是一个有点吓人的画面，床上的两个人睁着眼睛，但看上去已经死了。而观众们可以自己决定这是一个玩笑还是葬礼现场。

这是一个坟墓，我们站在坟前。坟墓旁边是为了掩埋尸体挖出的土壤。这件作品最初在法国第戎的博物馆展出。卡特兰以此联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强迫战俘挖掘自己坟墓的恐怖行径。自掘坟墓，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最后的归属。

地上开了一个洞。一个人，一个卡特兰样子的人从地下钻出来。这件作品最早在荷兰的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展出，看起来像卡特兰在美术馆挖通了一条地道，仿佛要溜进展厅，窃取墙上的画。作品的灵感来自意大利导演马里奥·莫尼切利的经典之作《圣母街上的大人物》，电影中一群笨贼想要偷走保险柜却凿开了旁边公寓厨房的墙。从地下探出头来的卡特兰仿佛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卡特兰的很多作品都在诉说一个主题，一个唯一的主题，也就是他自己。卡特兰在一件接一件的自画像中探寻着自我，以此挖掘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精迷你》是最早出现卡特兰形象的作品之一。标题意指精液，这些孕育着生命的液体。卡特兰在每滴液体上描绘自己的脸，将这些小小面具粘在墙上，密集拼凑出有着无限可能的生命之云。

自我刻画可以通过绘画以外的媒介完成，这个霓虹灯牌就是一个例子。也许是艺术家有意将自己的名字拼错。卡特兰变成了卡特特兰，而代表“特”的三个字母T也被拉长成三个十字架，卡特兰再一次通过耶稣受难的图景回溯了天主教背景下的成长经历。山顶矗立的三个十字架，中间钉着耶稣，两边是强盗。

卡特兰常在作品中缩小或是放大他的创作对象，这不关乎尺寸，强调的是感知。他缩小的是感受、情绪、恐惧、以及快乐。《迷你的我》中，卡特兰将自己变成玩偶大小，坐在架子上，目视下方，疲惫而绝望地看着脚下走过的观众，他没有在请求帮助，他已经放弃了呼救。

展览中另一件改变尺寸的作品是嵌在墙中的这两个小电梯。它们运转流畅，梯门能开能关。人们并不能确定看到的是远处楼房的缩影，还是住着小人儿、小动物、小老鼠的迷你建筑。卡特兰的电梯将我们带向另一个世界，我们仿佛走进了《格列佛游记》，可能在大人国，也可能来到了小人国。

这是卡特兰1993年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或者其实也称不上一件作品。在策展人的邀请下首次亮相这个艺术圈重头戏的卡特兰有些手足无措。他不知如何应对展览空间，也没有创作头绪。于是他故伎重演，再一次耍了滑头。他将策展人分给他的展位交给了一家香水公司，用来宣传他们的全新产品。这件作品叫做《工作是件苦差事》。对卡特兰来说，工作从来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直到他发现了艺术。他在艺术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差事，不再苦苦挣扎，而是乐在其中。

展览中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展览名字的由来。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能够近距离领略西斯廷教堂的魅力，获得现实中难以实现的观赏体验。当你置身真正的西斯廷教堂之中，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会让你觉得格外渺小，而当你走进卡特兰的西斯廷教堂，壁画却因为你的到场而变得微不足道。《最后的审判》仿佛观众眼前的巨大谜题。卡特兰又一次改变了我们与艺术的关系。他让艺术离我们更近，更好玩，更有趣，更诱人，也更令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