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书的价值——即以照片而并非文字为传递信息主要工具的书籍——在过去十几年内被重估。目前，摄影书已在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存在一个多世纪，增进了我们对摄影的理解和这种媒介在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性。尽管中国有着颇为繁盛的摄影书出版史，但它在世界范围的历史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本展览旨在揭示这一遗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中国摄影书集”基于英国摄影家马丁·帕尔和工作、生活于北京和伦敦的荷兰摄影小组鲁小本& 泰斯共同的摄影书收藏。展览源起于帕尔对政治宣传和社会现实主义摄影的兴趣，也与他当时正在进行的世界摄影书历史的研究相关。快速扩充起来的中国摄影书收藏，成为了之后的研究基础，也为在2015年由光圈出版社和中国摄影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国摄影书集》进行了铺垫。

本次展览主要分为六个章节，通过玻璃橱窗、录像媒介、放大的封面和内页、交互信息库，把1900 年到新兴中国摄影师活跃的当下呈现给观众。展览涵盖的中国摄影书种类极为广泛，在形式、内容和作者所持观点等方面均有不同。将这些书籍集中展示，能为现代中国的复杂历史提供丰富的视角。

本展与光圈基金会、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合作推出，并获得了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桑德拉·吉尔曼·冈萨雷斯- 法拉、塞尔索·冈萨雷斯- 法拉、玛丽娜和安德鲁·莱温家族基金会、大卫·索洛对此展览亦有贡献。各个章节描述及展览相关文本由顾铮、林希文、董晓安、格里·巴杰撰写。

本展览为“2015 中英文化交流年”项目之一，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雅思提供赞助。

下载“中国摄影书集”新闻稿。

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年至1949年

早期中国摄影均为商业摄影：摄影师销售他们的单张作品或摄影画册，自己承担销售风险。当时摄影师的努力让摄影的价值及功能——记录公众事件和家族历史、制作操作指南，以及宣传和灌输政治教化内容——逐步形成。最早的从业者出现于十九世纪末。这些欧洲的摄影技术专家跟随西方殖民和军事组织来到中国，于勒·埃及尔、费利斯·比托和约翰·汤姆森等人均在此列。他们向中国引进摄影媒介，并收藏符合他们品味和喜好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和当时的香港，赖阿芳、邹伯奇、“缤纶”照相馆等都曾受到他们的影响。中国的摄影爱好者们还自办了摄影俱乐部，以分享照片、交流思想。

二三十年代摄影打印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摄影师在胶印书籍、杂志和报纸等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并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反映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黑白和手工着色的摄影复制品里，它也被广泛出现在摄影画册、古董和为国内外制作的个人纪念品中的图像影响着。

在21世纪早期这个巨变的时代，在记录中国以及中国摄影师制作的出版物中，摄影常常显得矛盾。那些摄影作品在描绘着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群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片被征服的领土，一个不断发展并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为了建立在“远东”的立足点，那些作品留下了国外审美的印记，同时又提供了一个视角，在新兴的中国艺术界中掀起一场革命——投入其中的革命者认为，摄影是将现代科技和传统美学结合的手段。最为关键的是，这个时代标示着中国的摄影从个人爱好发展成了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体，奠定了摄影日后成为主要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宣传工具的基础。——林希文

伪满洲国与中日战争：1931年至1947年

这个版块主要展现日本和中国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及战争期间编辑、出版的摄影画册。1931年，日军在现位于沈阳的南满铁路上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并借此控诉中国军队策划了这场袭击。日军随即借用这场如今被称作“九一八事变”的纠纷，作为侵略满洲地区的借口，并于六个月后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其中由当时政府、新闻社以及各类出版社制作的画册以种种方式鼓吹战争。它们在证明太平洋战争合法性的同时，也鼓动日本军队不断渗透中国领土。这些面向日本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书籍对日本军队的入侵行径进行宣传和辩护。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伪满洲国出版了大量宣传摄影画册。

这些画册由经验丰富的日本摄影师构成的摄影团队拍摄、编辑和出版，试图为满洲国树立一个“年轻国家”的连贯形象，以消除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们将“五族共和”的概念可视化，粉饰日军的武装入侵。中共的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就这一动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在本次展览中，我们将这段历史与日本政府当时的官方公告——“又一次，满洲里与日本共同构筑了一个种族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国家”——共同展出。而其他日本本土出版的摄影画册则努力地激发本国国民对这座遥远殖民地的兴趣及亲切感。总之，以上的摄影画册，在展现了日本当年侵略行径的同时，本身也是侵略的一部分。

相对于日本，此时的中国缚于物资和人力资源等因素限制，出产的摄影画册质量较差。尽管如此，作为抵抗方反抗侵略者武装入侵的视觉与语言表达，这些中国画册值得被关注。——顾铮

新中国的图像：1945年至1966年

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为期四年的“国共内战”之中，并最终迫使蒋介石政府迁至台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开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历史新纪元。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已积累了较多宣传经验，且拥有远远丰富于战时的各类资源，能更积极、有效地开展视觉宣传工作。政治宣传的目标在于提高民众政治觉悟，鼓励他们去接受新兴政府及其意识形态，并激励他们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运动及各项国家计划建设。为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国家需要锻造新的民族意识及身份认同，也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新的国家形象，以终结外交孤立的局面。

在本版块的毛泽东时代摄影画册里，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些国家视觉宣传的基本策略：由于这些画册意在强调国家建设及普通市民的富裕生活，其编辑风格往往倾向于简洁明了、构图精心、注重对人像的展示；摄影一般按照预期效果摆拍，避免即兴快照。这些画册中的照片并非真实地描述社会生活，而是摄影师依据“指示”制作的展示样板。照片中的照明极富戏剧性，营造光荣或英雄主义感；或扁平化，最大限度地让内容清晰易读，符合普通大众的视觉偏好。

在此版块中，我们还可以追溯毛泽东形象的发展史，以及他的形象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发展为成熟、威严的个人崇拜象征。这个时期官方出版的绝大多数摄影画册以毛泽东的肖像开篇，展示了其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位置。这成为了一种事实标准。

另外值得强调是，本版块中收录的全部画册均是当时的官方出版物。新中国建立后，民营出版被逐渐禁止，所有的出版社都处于党或政府的管控之下，所有的书籍都通过新华书店——国有的官方图书发行渠道——而销售。——顾铮

文革及其后的官方出版：1966年至今

1966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起后，整个中国响应北京的号召，为转型为现代化国家而努力。文革计划以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取代旧的观念和习俗。文革长达十年，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无数的寺庙、艺术品、港口、机构乃至生命在此浩劫中被毁灭。它广泛而永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

印刷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颠覆文化传统和阶级的运动，整个中国响应北京的号召，为转型为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它从196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着国家对民众的动员，毛泽东新中国的缔造者及“伟大、光荣、正确”的民族救星形象被反复强调。毛泽东的海报不仅被成百上万次地印刷，在家庭、办公室和工厂里随处可见，也被大量印刷在书本上。当时，所有的官方出版物被极为有效地集中于人民出版社——一个向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汇报工作的庞大网络——之中。严格的指导方针规定着哪些内容可以被出版、哪种语言或图像会令社会受益或带来负面影响。如果触犯相关法规，相关责任人不仅会被审查，还面临着受严峻处罚的危险。

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却在毛泽东去世后，随着继任者邓小平放松政府对经济政策的管控才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期，民营出版得以开放。一些民营出版社开始出版教科书。双语书籍更频繁地在市面上出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字典，其中很多带有附图。医药、科学、艺术、体育以及文学方面的书籍大量出版，绝大部分中已读不到政治教化内容。政府也出版了大量画册，向国内外的华人展示他们有可能错失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交通枢纽、工程、建筑工业、体育、农业，以及外交关系方面的全面进展。这一切，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到达顶点。——林希文

中国摄影的文化复兴：1979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此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在相对自由的新环境下，中国开始对外贸易，民营企业也第一次在共产党执政后被允许经营。与经济领域的改变同时发生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个人意见在公共领域里逐渐发声。

改革巨变也表现在“非官方”出版物的激增中。从1976年开始，“四月影会”的成员们独立出版了许多摄影画册，其中的作品包括对公众哀悼周恩来逝世时受到阻挠的影像记录。“四月影会”的画册和展览，在政府认可的媒体之外敲开一道缝隙，与服务于政治的“官方”摄影拉开距离，显示出摄影媒介私人化的倾向。他们的实践鲜明地标志着文化复兴的开始，也预示着摄影器材促成的个人表达即将广泛而快速地蔓延开来。

随着独立摄影的不断发展，摄影媒介捕捉现实的能力、摄影师的主体性，以及摄影师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引起了争论。为了传播摄影作品，摄影师们开始自制画册。通常来讲，他们自己完成画册的设计及印刷，并依靠购买书号来获取销售途径。

行为艺术与观念艺术在北京东村——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艺术家聚集区——等地兴起后，摄影画册成为这些短暂存在作品的载体，以及向国内及海外展示作品的重要手段。这些画册引起了国际藏家、艺术品经销商以及策展人的注意。在21世纪初，中国摄影开始大量出现在商业画廊、美术馆展览以及艺术博览会中。今天，独立摄影出版已经极为普遍。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摄影师们也可以用更为大胆的限量摄影画册去吸引读者，而不囿于传统书号所限定的分销渠道。摄影画册表达自我和展示中国摄影发展的功能还在不断发酵。——鲁小本、董晓安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1949年至今

海外摄影书为观察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变迁发展，提供了颇有意义的窗口。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拍摄中国的摄影师们大多选择呈现中国积极正面的形象。包括布雷松和卡约·格鲁巴等在内的左翼摄影艺术家，都忽略了政府一些带有争议的作为。而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摄影师们，包括东德的约翰尼斯·考尼格，则本就是共产主义政治宣传体系的参与者之一。

文化大革命之后，外国纪实摄影师们对中国的态度不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转而开始对国家当代现实中的复杂问题作出具有反思性的记录。就连“外国”这一词汇都被摄影师们复杂化：比如，香港出生的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在中国改革早期所记录的摄影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摄影家。而近些年来，和艺术圈有着交集的摄影师们，包括梁思聪和爱德华·伯汀斯基，都对城市化现象和环境污染等社会议题有所关注。而法国出生并工作、生活与北京的托马斯·苏文，则收藏、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被普通老百姓遗弃的胶卷底片，这些照片都是普通中国人对社会变迁的私人记录。当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大环境中，所谓的“外国视角”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关于马丁·帕尔

马丁·帕尔活跃于摄影界，通过作品对现代生活进行着批判。他是一位摄影师、策展人，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摄影书籍收藏家，曾与盖瑞·巴杰合著《摄影书的历史》的第一、二、三卷，也为其他摄影书相关项目撰稿、策划及顾问，其中包括《拉美相簿》。他曾出版过超过二十五本个人摄影作品集，其摄影作品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洛杉矶盖蒂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东京都庭园艺术博物馆，以及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帕尔现任玛格南国际图片社主席。

关于鲁小本&泰斯

鲁小本&泰斯是一个来自荷兰的双人艺术组合，成员包括荷兰艺术家泰斯·格罗特·瓦辛克（现生活、工作于伦敦）和鲁小本（现生活、工作于北京）。他们的合作涉及书籍项目、展览，以及摄影。他们在荷兰乌得勒支艺术学院读书时相识，并从2005年起开始合作。

他们至今已经出版了十多本书籍，包括《鲁小本&泰斯仍在搜索》（2006）、《空瓶子》（2007）、《鲁小本》（2010）、《东京东京》（Tokyo Tokyo）（2011年），以及《打击》（2013）——他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摄影博物馆举办展览的画册。他们曾获阿尔勒摄影节最佳书籍奖（2007年）及中国学院奖（2010年），曾入围Dutch Doc大奖以及FotoKees Scherer Prijs奖，并获Thieme艺术奖提名。在北京，他们的作品由北京艺门画廊代理。

关于光圈出版社

1952年，一群摄影师与作家创办《光圈》杂志，致力于“共同推动摄影艺术的进步”；如今，光圈出版社是一个多平台的出版商，也是摄影界的中心。光圈出版社位于纽约，在当地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版、发行及推出摄影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