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青岛作家）

青岛早期城市史及人文思想研究学者。著有《青岛老房子的记忆》《塔楼上的青岛》《青岛艺术群落文献•一个城市的民间思想与艺术读本》《中山路：一条街道和一座城市的历史》《青岛往事》等。

孙冬冬（策展人）

自由策展人。200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美术史硕士学位。2001年开始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工作与批评活动，曾先后在四方当代美术馆、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等机构与《艺术界》杂志工作。

潘鸿：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UCCA。今天这场活动是王音的展览“礼物”的其中一部分，主题是“鲁迅公园——王音的绘画和青岛城市历史”。大家可能知道王音老师是山东青岛人，所以我们组织了这场对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生长在青岛、生活在北京的李明老师和策展人孙冬冬先生。

孙冬冬：谢谢大家冒雨来到UCCA报告厅，参与我和李明老师关于王音的对话。李明老师是王音老师多年的朋友，也是青岛非常资深的专门研究地方志的老师，写过很多关于青岛地方志和城市历史方面的书。先请李明老师介绍一下青岛及这座城市兴起的过程。

李明：谢谢各位，青岛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特殊，它可能提供的经验、它的模式、它本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在城市化运动中可能产生的经验都和我们现在看见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天天说“国际化”，而中国唯一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在20世纪初只有一个——青岛，因为它不是中国城市，是一个完全由德国进行规划，建立法律制度、移民政策、一系列卫生和教育体系的城市，这个城市依照德国规划模式运动到1914年一战爆发，然后随着日英联军对青岛的占领而导致其方向完整改变。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青岛的发展脉络、行政脉络和管理脉络。 1897年11月1日发生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4日四艘德国军舰720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占领了胶州湾，到1898年3月1日中德两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人所有建设都是依照着99年的方式来进行城市建设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要花这么多钱在一个东方建立一个完全德国的城市。青岛1914年到1922年被日本占领，中间发生了五四运动、巴黎和会。青岛被收回后，1922年到1929年由北洋政府管理，1929年到战争前1937年由南京国民政府管理。1938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沦陷。1945年到1949年则由国民政府重新管理，49年我们就在一个被称为人民政府的制度下延续了一场制度模式，这大概是青岛的基本状况。为什么我把史料限制在1988年呢？大概和王音有关，这是他当年离开这个城市、参加高考的时间。

今天的主要题目有：青岛城市化的突变性，连续性，依赖性，现代性，输入性。

突变性：从1898年到1914年，青岛基本上完成了早期城市化进程，这期间的开拓建设速度和发展规模都是空前的，16年间，德国建筑师和一系列技术官僚把一个纯粹的、乡土的中国化渔村变成一个20世纪早期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青岛城市化的突变性有一个首要问题大概需要说明：在20世纪早期，中国近现代城市，即所谓开埠城市，实际上已经在许多地区呈现了非常蓬勃的状态，随着人流、物流和商业的聚集，城市在开放之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在完全没有城市化基因和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青岛恰恰是这样的情况。由于被占领之后而出现的所有的城市化运动和发展，突变性成为了青岛城市化进程中间特别显著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问题是输入性。在城市化输入性方面，青岛和大部分中国近代城市近似，但表现更为彻底，在1898年城市化开端是突变的和创始性的，是没有任何本土资源可以借鉴的，所以从一开始城市化输入特征就表现得非常显著，输入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也更大。

第三个题目是青岛文化的现代性。我尽量想提供一些基本的文献和资料而不是给一个定性，让事实本身呈现出它城市化的轨迹，以此判断与艺术家的联系，一会儿孙冬冬会给大家做更多介绍。那么现代性大概涉及到四个方面，就是科学规划，有效管理，长远计划，先进设施，我就不一一说了，说一下大家有兴趣的事，比如下水道。

实际上我在这10年间不断被研究城市、研究青岛城市历史的专家问到一个特别好玩的问题，就是关于青岛的下水道。这七、八年一发水灾就有人打电话给我，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悬。早期在城市建设初期，建设的下水道高度是挺大的，我们看到大量被引用的都是巴黎的，青岛没有那么大规模，城市本来没有那么大。据说这个管道旁边放了一些用于维修的零配件，那肯定没有。除去主管道，其他管道是陶瓷管，用密封材料封起来就行，所有没有零配件，但是就城市规划来说，其长远性、科学性毫无疑问，因为中国再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孙冬冬：谢谢李明老师对于青岛历史的介绍。青岛是王音老师的家乡，但是他对于青岛真正的记录和描绘停留在了鲁迅公园这个地点上。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于认为，一个画家总是对于自己生长的时代以及成长的环境会有所记录和描绘，但实际上在王音的绘画当中我们很难看到这一点，有所反映的也只在鲁迅公园上。而且他也并非纯粹对公园环境进行了描绘，只是将一些作品取名《鲁迅公园》。更早提到的《山东问题》，以及《小说月报》是他早期很重要的代表作，到之后紧接着《鲁迅公园》，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李明老师讲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兴起，我觉得这种一个城市的兴起似乎要比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兴起要简单一些，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谈王音绘画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王音的绘画所讨论的不是对于一个城市的纪念，而是民族国家，一个后发的现代性国家、一个兴起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说是一个艺术家，我们往往只把它局限在一个画家或者艺术范畴内来认知，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实是不同系统耦合的过程。换句话说，一个有机的构成，简单来讲肯定是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上彼此要达成和谐，但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可能会容易一些。换句话说，可能对于一个个体来讲越小的主体越容易，对于一个国家，那么广大的区域，我们在面对历史时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兴起，我觉得这是我在看王音绘画时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这就是我想说的，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从《山东问题》到《小说月报》入手，就是从文学角度入手，我觉得这也提示了我对于另外一部分的这种认知，所谓如何去对待一个国家。

王音作为一个纯粹的画家，可能有一系列变化的过程，但我觉得这种变化的过程也是随着苏联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学院的影响一路发展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画家所选择的具体语言、锤炼的变化，并不是没有来源的、凭空的创造，所以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和绘画媒介本身的历史是有某种联系的，绘画有一个方向，实践方向，就是“回头看”，不断从以前的绘画资源当中找到与自己的认知达到某种契合的点。我们从王音的绘画中看到了历史对于当代的价值。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如何去理解民族以及现代化这两者，我觉得还是有某种立场曲折的。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说，现代化的过程或者现代性的建立，就是“我们要什么”的过程，对于有些人来说则是“我们应该是什么”的过程。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开辟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不一样的另外一条路径，还是说我们必须沿着西方的路径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所以在这个时代的档口，我们从全球化体会到了某种焦虑，正式这种焦虑是促成了我们对于王音绘画的重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