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日（周六），UCCA将呈现艺术家王友身的展览纪录片《旅程》。此纪录片是王友身在中间美术馆个展“文化符码——王友身的旅程”专程拍摄的最新纪录影像。“文化符码——王友身的旅程”展览首次全面梳理并呈现了当代艺术家王友身跨越30余年的艺术实验与实践。王友身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活跃在带有观念性的当代艺术创作领域的前沿地带。他的创作涉及多种媒介，展览通过呈现他的40多组作品，充分展现了始终贯穿其创作中的社会议题与个人关切，以及艺术家围绕这些议题而进行的丰富且开阔的媒介和形式探索。通过“从去意义到无意义”与“从图像处理到图像消失”这两个角度切入，旨在对其艺术生涯进行深描与细读。此次展览是在艺术家事业中期对其过往旅程的一次必要回溯。

王友身的艺术紧贴着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样态。在其职业生涯刚刚启程之际，见证了艺术界对波普美学与符号概念所进行的广泛讨论。在这个余波之中，王友身采用了拼贴和重复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带有符号特征的人像作品。进入1990年代之后，中国艺术一方面以媒介更新作为艺术当代化和全球化的特征，一方面将考察社会与生活的视角拉回到周围与个人，有意地与1980年代具有浓重形而上意味的思考拉开距离。王友身则是当时北京“新生代”群体中的一员与推动者。1980年代“改革开放”所催生的“文化热”，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经历了一个学科化的过程，将人与体制都纳入其视野之中，激发了文化研究的再次兴起。自19世纪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议题，其中文化论争的基本取向是讨论中国的文化，与现代化和未来的关系，这意味着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体系。

19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将文化生产——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作为中心问题。当代文化研究讨论的问题涉及当代生活方式与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文化研究不仅涉及经济过程，同样也涉及政治统治及文化价值，把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文本化。置身于这一背景中，王友身在1990年代期间和此后的创作都带有文化研究的意识、印记与方法，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和议题作为自己考察、描述与思考的对象。在1990年代颇受关注的文化问题中，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印刷文化位列其中。大众传媒在进一步市场化的契机下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占据了较大的社会话语空间。在媒体的聚焦之下，诸多社会现象被报道和讨论获得了文化的意义。王友身因为个人工作的机缘，在此时获得了一个较为宽松和主动的实践平台。他不仅将对当代艺术的报道和当代艺术家的观念性实践带进《北京青年报》的板块之中，使之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度。他也不断地对以《北京青年报》为例的媒体工业与社会生活和景观的关系进行描摹。《北京青年报》因此成为他工作、创作的平台，也成为他创作的一手素材。这使他的创作与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生活和大众文化形成了超越“近距离”的关系。

自1990年代起，王友身的创作生涯与此时中国艺术进一步全球化的历程多有重合之处，他多次在西欧、北美和南美展出作品。尽管他所参与的多为以中国为聚焦的群展，但因为立足于具体的议题与个人的经历，其创作有别于在1990年代初期反复被后冷战意识形态化投射所固化的一些表面符号，也因此不易被艺术市场和大众传播所识别与消费。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认知与书写，王友身的案例因为紧贴时代脉络又顽强地生长出灵动且充盈的形态，而成为我们严肃的艺术史学者和机构应该更为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