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拉什（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

哲学家、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

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有《福柯的界线》等；主编《福柯的面孔》《福柯读本》《福柯文选》等。

张旭（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当代法国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主要著作有《上帝死了，神学何为？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2010）和《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2013）。

潘鸿：讲座“礼物的文化政治”与展览“王音：礼物”的理念密切相关——王音将“油画”看作一种“礼物”，象征着中西方的艺术文化交流。讲座针对“礼物”的各类论题展开。

斯科特·拉什：礼物甚至在“个体”的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艺术更是早于客体和主体的区分——并非是一个人“给予”，而是作为第三者的“它”给予。

关于“礼物”，中西方的认知不同。西方的礼物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一个人叫做亚当。人类有原罪，但基督让我们得到救赎，所以他把“礼物”或救赎赐予不配接受它们的人。根据尼采的理论，作为“债”的礼物是西方价值的基础所在。

我们亦须关注礼物的谱系。对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而言，礼物是不同部族之间交换的东西。美国印第安人的礼物并非图腾崇拜，而是对于祖先的崇拜。对祖先崇拜是有谱系的，而图腾崇拜是没有的。我认为，中国的“礼物”是有谱系的，而西方的“礼物”是上帝的馈赠，所以并没有谱系。此外，联姻在西方很重要，不只在部族之间，还在封建社会中。对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而言，最重要的交换是女人的交换，因为这代表着联姻。西方文化存在“弑父”“杀子”的传统：俄底浦斯弑父娶母，而亚伯拉罕杀死儿子，这是希腊—犹太文化两大文化起源的一部分。而这种传统在中国不存在，乱伦是禁止的。

在西方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基于契约；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关系基于进贡。在王音的作品中，很多人物没有面孔，这意味着王音的“礼物”具有时间性，是由祖先给予我们的，所以没有脸，也没有名字。

张旭：在西方语言中，“礼物”一词兼具“毒药”的含义。礼物为什么会变成“毒药”？如何避免其成为毒药？这是关于礼物的文化政治论题。按照人类学的某种观点，如果我送你一个东西，而你不回馈，那么这件“礼物”东西就会变成毒药。那是为什么？

按照莫斯、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针对古式社会中礼物交换的研究，所有人都有交换礼物的义务。古代部落的人认为，所有礼物都附着某种“灵”的东西，我们将其译为“礼物之灵”。礼物送到你家中，而你没有做出相应的回馈，它就会成为某种“有毒”的东西。

道理在于，送给你用以维持关系的礼物，如果你不想维持这一关系，把这个礼物贪下来，它就成为毒药。如今，我们处于“商品社会”中，但在以前的社会并非如此。学者认为，存在一种“古式社会”，亦即“原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维持整个社会的物品流通呢？实际上，存在非常漫长的“礼物社会”时代。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交往最初的原型即为“礼物的交往”，最初，我们不考虑太多复杂的关系，比如礼物的“贿赂”嫌疑。如今，“贿赂”成为人际关系网中扭曲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网络可以拓展到所有的文化交往、人际交往、社会交往、语言交往中，甚至整个社会的亲属结构。在交换中，要么是平等的交换，礼尚往来；要么是不平等的交换，礼物便成为“毒药”。譬如，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西方人通过暴力将非西方世界的大门强行打开了。

西方向非西方输入的东西不仅是器物上的，亦包括制度、文化。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当作礼物接受下来。但彼此的心态会很不相同，相对于赠予者，接受者是劣势的。 关于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的问题，其实都与此相关。

马塞尔·莫斯的著作是礼物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后，法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其《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对莫斯理论的延伸。在相对古老的社会，譬如具有儒教传统、祖先崇拜传统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人情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由伦理纲常编织在一起的社会，其基础是什么？是亲属关系的结构网络。所以，如今中国的关系网在社会生存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过去的家族、行会都消失了，我们唯有依靠关系网。 礼物的关系或关系网，曾是权力的关系网。而在商品社会中，这种关系完全被抽象化了。所以我们怀念“礼物”。

在西方，“赠予物”与毒药共用一词——我们将其译为“礼物”，但实际上西方没有“礼”这个含义。中国人为什么把这个词译为“礼物”，因为所有的赠予活动实际上都伴随着某种仪式，即“礼”，它使“赠予”的过程显得庄重。中国是礼仪之邦，其文明程度在历史上曾经非常高。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关键，以“礼”为核心。“礼”怎么产生的？《诗经》展示了乡间的“礼物交换”习俗。在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华文明中，存在某种“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上贡之物即为“礼物”。我们送给你们文明，而你们送我们奇花异草、飞禽走兽。

上贡者只象征性地表示对中原文明的臣服，承认我们是东亚的核心文明，我们反而倒贴很多东西。以这种方式维系的中原文明“朝贡体系”很早就形成了，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才告罄。中国祖先的社会交往活动异常丰富——行为的规范、情感亲密程度，以及亲密程度所划分出的礼节或礼仪的方式，这都是文明的表现。只不过，商品社会把礼物社会、礼乐文明都屏蔽了，或者抛弃了。

在古代，当人们赠送礼物，实际上天、地、神、人，是不分化的。礼物是非常古老的未分化经验。曾经，每一件物品都凝聚着我们个人的情感、生活经历，那里蕴含某种“灵”，物品融入了我们的情感与整个生活记忆。所以，通过所有人之间的相互赠予、回馈，“礼尚往来”的习俗将所有人都融入一个生活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中；所有的节庆、祭奠、婚丧嫁娶、结盟都融在礼物的馈赠之中。

现代人讲究什么？个体的私人占有。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存在泾渭分明的产权意识、契约意识、责任意识。礼物社会实际上提供了制度、习俗和情感群体的行为，存在某种混融。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则将世界转化为一个抽象的社会。

在整个现代社会的礼物关系中，“礼物”是某种奢侈的消费，更在于威望的建立。“礼物”是炫耀自我的最重要形式。西方向非西方输出文化，但接受的人为什么不领情、不感恩，比如说伊斯兰世界？在中国佛教传统很重要，“大乘”经典谈到布施观，提出要做到“三轮体空”，施空、受空和施物空。以这样的心态看待“礼物”，便可以避免让礼物成为毒药。

汪民安：我稍微补充一点吧。莫斯是人类学家，他身体不太好，是残疾人，没有去过毛利人生活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其著作完全依靠文献资料撰写，这比较特殊。

莫斯比较重要的两个观点，一为礼物的回馈性，送礼物意味着“回赠”；其次，礼物是整个古式社会所有政治、经济、仪式、习俗情感的综合性统一体。20世纪20年代，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即商品社会，莫斯针对这个商品社会的语境谈“礼物”；商品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线索联系起来——古式社会以礼物为纽带，而现代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以商品为纽带。马克思认为，商品恰好是计算的、反情感的，无法形成联结整个社会的纽带。该社会不断分化、个体化。所以说，莫斯实际上多少对这个商品社会有所批判。莫斯谈“社会团体”，认为礼物可以促进社会团体的形成，但商品则让社会发生分工、分裂，所以礼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

如何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谈礼物？“礼物”在于互利、互惠，这是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观点，即送给别人的东西是有用的，强调主体性。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主义来批判功能主义，强调行为的深层结构，认为所有人类氏族的婚姻结构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女人的交换，将女人作为礼物相互赠送而产生亲属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则认为，礼物是一种权力，即权力技术。我送给你礼物意味着我对你的支配、控制。所以，收礼的人如果无法还礼的话，那么他要对送礼的人心存感激，或者被其征服；由此观之，礼物是权力支配的手段，以情感的方式来软化权力。有时候，友谊的背后是权力的较量。权力和友谊的关系通过礼物的赠送、回赠体现出来。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礼物真正的意义在于纯粹的赠予，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回报的意图。然而，如果礼物意识已经消解，那“礼物”何在？什么是礼物？这是礼物的困境，一旦你意识到这是礼物，就歪曲了礼物，玷污了礼物；而一旦完全没有礼物意识，达到纯粹礼物的境界，礼物又是什么？这些哲学家都把礼物与总体的哲学、实践问题结合在一起。

今天，礼物与商品的界限已经不再明显。一件物品有时是商品，有时是礼物，有时候商品变成礼物，有时候礼物变成商品。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今几乎没有纯粹的礼物。